文理分科开始了。我出乎所有人意料，报了理科。客观上的原因当然也有，父母是理科出身，希望我能学理，但这并不成为我真正学理的缘由。我是因为，在那个时期，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：只有笨人才学文。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使我非常困扰。我虽然因文科拔尖得到荣誉，但毕竟不愿做笨人的老大，宁可混迹于聪明的理科队伍，哪怕是当个末將残兵，亦不至于脑门上贴了“笨人”的标籤，任人讥讽。

　 我就是这样，打肿脸充了胖子，为了一点虚荣，成了理科班的后腿人物。

第一年高考，我的数理化加在一起100分，语文则是当年的一类示范卷。

　 成绩下来之后，我嚎啕大哭。父母都以为我是因为落榜而伤心，其实，我是为自己的华而不实感到痛悔。为什么我不能正视自己，要为别人的品头论足付出这样的代价？如今，别人都纷纷告别中学，进入新生活，而我，却要因为一时的虚名一再耽搁。眼泪擦干以后，我告诉父母，我要复读，准备学文。

　 在复读期间，我遇到了改变我命运的一个女孩子，她是我的同桌，因为哥哥在中央戏剧学院读舞台美术系，我有缘听说类似的艺术院校都有文学系，因为不要数学分，所以文化课只看所有文科科目的成绩。我听了以后，甚为心动。这样看来，我就只需要专心复习文科，而不必面对数学了？兴奋之余，怀揣着投机取巧、侥倖和撞大运的心态，我说服了妈妈，于阳春三月，北上考学。

　 来到北京，才知道世界之大，非我想像。我和母亲认为的冷门，却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攒动人头。他们有的诗文精彩，有的博闻强记，有的是脱口秀，有的是挥笔就！为什么到处都是满腔热血的文学青年啊。我悲哀地想。硬着头皮，我上了考场。三天之后，我收到了复试通知。又过三天，我进入口试。离开北京，回到补习班，我在惴惴不安中迎来了文考通知单。这就意味着我竟然通过了中戏的专业课考试，只要文化课的分够线，我就能上大学了。你们可想而知，我是多么高兴啊。我因此汹湧澎湃，不能静心，父母受我传染，亦觉胜利在望，故遍告天下。一时间，众亲友都觉得我志在必得，已是京城脚下一骄子了。

　 七月。酷暑。黑色。第二次高考。成绩出来后，历史竟然不及格。语文继续是一类卷。但是，总分距离中戏的文化课录取线差8分。而因为复习的时候，我放弃了数学，所以，我的全部总分加起来只能上个大专。山西大学外语系有个大专班录取了我。但是此时的我，认定自己应该搞艺术，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，退了学，准备再次复读。

　 妈妈因为这个简直想不通。说你非要碰得头破血流才回头吗？我低着头咬着牙，说，是。这一年，因为少了父母的支持，过得非常艰难。我经常听到“鸡蛋碰石头，必定粉身碎骨”、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之类的议论，但路是自己选的，再难，也得走下去啊。这时候，传来了作家秦牧去世的消息，报上说老作家一辈子的座右铭是“耐得寂寞，不会亲友”，我深以为然，奉为行动座标。

　 在这一年里，我的进步是，不再虚荣，不再侥倖，不再偷懒，我能够做到的，就是慎独再慎独。在累的时候，我看到一本小说的扉页上，写着一位日本禅师的话：无论你与人相爱时，还是你与人死别时，你都是一个人。对于这种一个人的体验，我铭心刻骨。

　 第三年．中戏停招文学系一年。我报考了电影学院和戏曲学院。在电影学院专业课考试的时候，碰见了原来一起在报社当小记者的一个学妹，她对我打招呼说，怎么，你还没考上吗？我苦笑以对。专业课考试，两个学校我顺利过关。学妹蹦蹦跳跳过来说，你知道你排第几名吗？我摇头。她告诉我，你比我考得好呢，在前十名。

　 七月。流火。漆黑色。第三次高考。我的文化分数在两个学校排到第一名。我松了口气。这时候，我大表哥却听来了消息，跑来告我，山西是不是还有考生，也考了电影学院？我想起学妹，点头称是。表哥告诉我，学妹家艺术世家，她的父亲已经带了钱北上活动。让我及早准备。我，及早准备？准备什么呢？！父母和我一筹莫展。最终，我得到的结果是，电影学院说我专业不在前列，故落榜；戏曲学院说我转档误期，故不取。9月1日，连小学都已经开课，我却无所适从。那一天的《太原日报》上，登载了学妹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高考，却是如此容易》。母亲因此而病倒。三个月之内，她不与我说一句话。